芒果体育那时的阿明，觉得人生像拂晓的天空，光明正一点点地照亮一切，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
2006年深秋，日本关门海峡阴冷的水域上，一艘中国籍货轮国通号缓缓驶出港口，经过九州渔场时，国通号猛然被一艘渔船撞上，货舱瞬间灌水，船体以无可挽回的速度沉入了海底，船上的十名船员，七人及时逃离幸存下来，另外三人不幸罹难。
日本海上保安厅赶赴现场调查后，联系了货轮的中国老板。时值深夜，老板正在大连的家中睡觉，他立刻联系船公司在东京的代理处，命令时任干事的阿明飞九州处理此事。
阿明没敢耽搁一分钟，连夜赶到事发地，他敏锐地感觉到，自己脑中那根弦一下子紧绷了起来。
整夜都在做笔录，一刻不停到次日中午，遇难人员的家属也从国内赶来，他们带着陌生、无助和悲恸，以哭天抢地的方式将所有情绪倾倒给阿明。
船上的货主也找到了阿明，他们心存侥幸，没有购买海运险，导致沉船后他们无法得到任何赔偿，只能希望从货轮公司这里，要到一点赔偿。
大约十天后，阿明终于配合完保安厅的调查，暂时安抚好了遇难者家属，他没搭理前来胡搅蛮缠的货主，就仓皇登上新干线，赶回他在东京的租屋。
回家的路上，阿明向老板汇报了情况，电话那头的老板冷冰冰地“哦哦”，没有对阿明说一句鼓励的话，阿明突然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，他在安静的车厢里对着手机大吼，惊醒了周围一片乘客。
下车后，没有同事迎接阿明，这在日本礼节中是极不合规矩的，阿明愤懑至极，泪流满面地打上一辆出租车。
东京繁华的黄昏在车窗玻璃上流淌，回想自己在日本这七年的经历，阿明的眼泪失控地流着，出租车经过江户川大桥时，阿明大喊“停下”，司机吓了一跳，赶紧刹车，阿明打开车门，飞步到桥栏杆边，纵身一跃，跳进了浩荡的河水中。
阿明出生在哈尔滨，四岁时，母亲去世，一年后，父亲给阿明和弟弟妹妹重新找了个继母，继母是国企干部，地位比父亲高，因此在这个新组建的家庭中很强势。继母对阿明平时冷言冷语，稍不顺心就打骂，阿明犯错时，继母会让他罚跪、罚站、不准吃饭。
阿明小时嘴馋，一次偷喝了弟弟的奶粉，继母发现后用杯子打了阿明的头，阿明的父亲轻声劝她尽量打，继母反而特意再次用杯子猛击了一下阿明的脑袋，并生气道：“打他个崽子还分脑袋？”
因而，阿明的身体和性格都越发孱弱，他开始每天都强烈地幻想，如何摆脱这个可憎的家庭。
1994年，阿明高中毕业，他读了一所有学费减免政策的师专，三年后，阿明毕业，顺利被分配到老家初中教语文，成了捧铁饭碗的体制人员。
即便得到这样一份当时人人羡慕的职业，继母仍对阿明风言凉语，每次回家，故意说她姐姐的经历给阿明听：“看人家去过日本，现在又在北京做翻译，一个月挣得顶你半年。”
阿明叫继母的姐姐为姨姨，那是个多金、有文化、性格很好的女人，阿明私下跟她说：帮帮我，我也想去日本，然后出人头地。
姨姨告诉阿明，如果想通过去日本改变命运，最好的出路是留学，拿一个名校的学历，这样无论以后留在日本还是回国发展，前途有无尽的可能。但姨姨同时警告阿明，以他眼下的条件，需要找中介先去日本读两年语言学校才能报考大学，难度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。即便一切顺利，拿到本科毕业证也在六年之后了。
他提出辞职时，校领导怕他只是一时冲动，跟他说可以办停薪留职，如果一两年后反悔，还可以回学校，编制都在。但阿明已经下定决心和平庸而压抑的环境彻底了断，他不想给自己留任何后路，就拒绝了领导的好意。为此阿明专门去教育局，把读师专时享受的优惠费用全部补缴了。
在姨姨的帮助下，经过七八个月的努力，阿明终于办妥了各种麻烦手续，在1999年底，踏上了日本国土，进入了语言学校学习。
语言学校里，基本是和阿明一样，日语零基础，想考取日本大学的中、韩年轻学生。
语言学校每学期的学费六十万日元，对阿明来说是笔巨款，但他铁了心不跟家里要一分钱，恰巧学校每天只有半天课，阿明便用剩下半天做兼职。
通过一本《Frome A》的求职杂志，阿明在东京繁华的六本木一带找到一家中华料理店干“3K”工作。“3K”是日语里肮脏、危险、劳累的缩写，是最底层的工作，但这份工作每月有高达十八万日元的薪水，阿明想都没想，就干了。
那时的阿明，觉得人生像拂晓的天空，光明正一点点地照亮一切，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
2000年6月，短短半年的时间，阿明已经能够使用日语无障碍交流，他在学校拿到了各科成绩优，在料理店也因为卫生做得好，被一位正社员博士看上，介绍他周末到一家大公司做清洁工。
日本企业里的清洁工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，除了普通清扫，还需要掌握各种清洁仪器和设备的操作，这份兼职比料理店的“3K”工作高了一个层次，日薪更是足有七千日元。
阿明的生活就此完全被占满了，每天早上在学校上课，中午扒两口饭赶紧骑车去料理店打八小时的工，周末又去公司做清洁。他忙碌而独立，并渐渐喜欢上了这种自我奋斗的感觉，也忽视了自己缺少社交关系。
2001年，阿明以全优的出色成绩从语言学校毕业，开始报考大学。经过申请考试、面试等诸多环节，他陆续收到不少私立、公立大学的入学通知，但那时的阿明心劲儿正发狠，他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“八大名校”，它们最难考，发榜录取通知的时间也最晚。
因而，阿明放弃了很多学校的橄榄枝，直到3月末，他依旧没有确定就读的学校。录取季即将过去，全日本只剩最后几所学校没有发榜，心中发慌的阿明天天守在宿舍楼下面的揭示板前，等待命运的宣判。如果没被这几所学校录取，阿明将无学可上。
终于，在录取季结束的前几天，横滨国立大学发榜，阿明位列第二名，阿明双手捂脸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哭了出来。
考上横滨国立大学，一扫阿明心中积攒多年的隐忍，沐浴着大学校园里的阳光，他觉得美好的未来触手可及。
日本大学第一年通常都是 “教养科目”，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些基础性的课程。阿明选的全部是经济类科目，他的目标非常明确，毕业后想从事证券分析工作，因为这在日本是令人尊敬的金领职业。
阿明的成绩在系里名列前茅，甚至有资格拿到推荐信获得全额奖学金，但因为校方要平衡各系拿奖人员，阿明未能入选。阿明为此沮丧，但他像一头在原野上飞驰的小兽，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努力，天底下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挠自己前进的步伐。
永井是留美博士，他讲课生动有趣，专业素养扎实，比其他古板的日本教授更受学生好评。更重要的是，永井赴美留学前，曾在日本著名的野村证券公司工作，如果阿明能得到永井的推荐信，进野村证券公司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。
大三时，阿明加入了永井的数理统计课题小组。因为艰深枯燥，这个小组只有三位学生选修，除了阿明是本科生，其他两人都是研究生。开课后，永井一直按照研究生水平讲课。为了帮阿明跟上进度，永井老师给阿明挑选了几本厚厚的英文原版教材，限定阿明短期内自学完。
阿明开始没日没夜地泡在图书馆，逼迫零基础的自己在短时间内啃完这些布满数学公式的理论，他想通过勤奋做出成绩，给永井留下完美印象。
但事与愿违，巨大压力，加上没人指导，阿明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是学什么会什么，有些知识，是光凭下苦功夫没办法掌握的。好几次，阿明在图书馆昏头昏脑地泡了一整天，才发现眼前的书本还没弄懂一页。
阿明逐渐变得焦躁，有一次学了一整天却毫无收获，阿明没忍住狠狠扇了自己几巴掌，惊得旁边的同学疑惑地往他这里看。
课堂上，阿明也屡屡遇挫，永井的很多提问和作业，对另两位研究生来说，是基础知识，轻而易举能完成，对阿明来说，则眼前一片茫然。
有一次阿明回答不上问题，永井生气地说，如果你把我指定的书都看过，不会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回答。
阿明很想说，实在抽不出时间看那些书了，我除了要完成本科指定学业，每晚还要去兼职打工，现在的学习时间安排，已经达到生理承受的极限了。
但阿明不想让任何人失望，不想让老师和同学觉得自己是个不能解决困难的人，只能向永井再次保证，会尽快完成他指定的学习内容。
重压之下，阿明开始失眠，他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转，按说一倒在床上就能睡着，但闭上眼睛后，他眼前就浮现出一道道数理公式，都是白天没弄懂的内容。阿明逼迫自己爬下床继续学习，不弄懂绝不睡觉。
为了赶上进度，阿明不得不辞去兼职，全身心扑在学业上，可随着课程进度加快，阿明欠缺的知识点越积越多，永井开始对阿明不耐烦了。
阿明突然意识到，原来不是什么东西只要自己努力就能获得的，阿明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专业。
一次课堂上，面对永井的提问，阿明第一次说了“不会”。以往，这在阿明看来是耻辱，一个全优的学生怎么能对本专业的问题说不会呢，但那次说完这两个字后，阿明居然感到如释重负般的轻松。
永井敏锐地捕捉到阿明的情绪，只是轻轻说了声坐下，继续讲课。但阿明似乎找到了一条释放情绪的途径。那节课后，阿明不停给自己找理由：凭什么让我一个本科生弄懂研究生的内容？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像苦行僧？我就不会了，谁能把我怎样？
出于一种说不清的报复心理，此后对老师的很多要求，阿明都脱口而出“做不到”或者“不会”，并为老师的惊讶表情沾沾自喜，仿佛在较量中胜过他了一样。
其它课业，阿明也干脆放了下来，整天在学校怎么清闲怎么来，他渐渐发现这种不努力的生活也很舒坦，他为了弥补自己之前紧张生活错失的安逸，变成了一个混学分的学渣。
在永井的课题组呆到第四个月时，师生双方都觉得阿明没留下的必要了，阿明写了一封转课题组的申请邮件，成为日本学校罕见的“叛逃导师”的学生，这在日本“忠”文化里，是件大逆不道的事，但阿明已经不管这些名誉上的得失了，只觉得自己能过得轻松芒果体育，比一切都好。
大四那年，同学们陆续毕业时，阿明因为论文无法合格完成被留级了，曾经师长眼中的优秀学生，沦落成了大家眼中的笑话，阿明再没了刚进校时的那种斗志了。
那个假期，阿明独自宅在学生公寓里，除了几天出一趟门买点口粮，剩下时间就躲在床上睡大觉。他想到六年前拼尽全力来日本读书的自己，又想起那个残缺的家庭，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。
一天，阿明躺在宿舍幻想各种自尽的方式时，宿管员前来敲门，再次催促阿明尽快搬离，阿明让他进来，一起聊有关自杀的话题，宿管员觉得不对劲，强制把阿明送到诊所去看心理医生。
在医生询问阿明家族是否有精神类疾病遗传史时，阿明告知他自己的二大爷曾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抑郁而自杀，医生初步诊断，阿明患上了轻度抑郁症，并给他开了些抗抑郁药物。阿明服药后，出现了不适反应，说话舌头打结，于是他自行停了药。
后来，长期一个人封闭待在宿舍的阿明，病情逐渐逆转，从沉默的抑郁状态变为异常活跃，他不停地出门找人说话，言辞夸张甚至带着幻想，行为也开始不受控制。
阿明甚至决定回国，他匆匆买了机票，到达东北机场后，在免税店买了许多贵重礼品带回家，给父亲、继母和弟弟，向他们吹嘘自己在日本混得风生水起，这是他六年来第一次回家。
在家待了没两天，阿明又返回日本，同样带了几大包礼物，分发给日本认识和不认识朋友。
不止于此，一直单身的阿明还突然对女性充满了兴趣，一次在路边看到一个容貌姣好的日本姑娘，阿明直接走上前，拉着对方的手说：“来，给我点支烟。”女孩尖叫起来，随后被赶来的男友拽走了。
阿明的失眠也愈发严重，他会大半夜跑到校园中间空手挖草地，直到把手指弄得鲜血淋漓才罢休。晚上睡眠不足，白天更加情绪异常，他甚至在地铁站无故打砸警察的治安亭。
阿明种种出格的行为，引起了校方的重视，学校把阿明送到专门的心理医院诊治，得到的结论是，阿明患上了躁郁症，是一种抑郁和躁狂交替发生的精神疾病。在学校和医院的帮助下，阿明开始免费住院治疗，永井（永井在阿明大五期间，再次担任他的导师。因为留级，阿明需要办理签证更续手续，他为此求了永井，想获得办理签证必需的大学老师推荐信，永井答应了，但也提出了让阿明再次进入了自己课题组的要求。）也开始手把手教他完成毕业论文，可这时的阿明，精神更加糟糕，整个人变得无比迟钝、懒惰、嗜睡。
休养了一个多月，院方确认阿明的躁郁情绪得到抑制，阿明出院了，他的毕业论文也顺利在永井的帮助下完成，拿到了本科毕业证。阿明向师友们做了简单的告别后，带着空空的行囊回了中国。
阿明在东北停留了三个月后，躁郁情绪再次蠢蠢欲动，他又开始睡不着觉，发疯般地想找些事情做，一天夜里，阿明悄然离家，又独自飞去了东京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阿明获得了日本“就劳签证”，开始找工作，同时继续服药治疗，病情稳定下来。
因为阿明日语、英语和中文水平都非常出色，他很快进入一家中国海运公司设在东京的总代理处工作，主要负责中国籍货船进出日本各个港口的手续办理。由于业务大多需要阿明独立完成，因此他罹患精神疾病的情况并不被老板和同事知晓。就这样，阿明在这家海运公司干了大半年，直到“国通”号海难事故的发生。
死亡事故的发生，随之而来的各方压力，以及老板同事的冷漠，使阿明陷入绝望的坑洞里芒果体育。那一跳，他以为再也回不来了，可他最终迷迷糊糊地醒来了芒果体育。阿明浑身湿冷，两名警察托着他，救援直升机在上空盘旋，刺眼的探照灯不时在他脸上晃动，阿明清醒一下，又暴躁起来，他抡起拳头一拳把警察打翻在地。
警察强制把阿明送进了日本“措置医院”检查，同时，因为阿明这一场自杀闹剧，公司也发来电子邮件将阿明解雇，阿明知道，自己再也无法留在日本了。三四天的治疗结束后，阿明像落水狗一样，又恍恍惚惚地坐上了回国的飞机，奔赴大连。
出了机场，阿明茫然无措地面对着川流不息的道路和远处的城市轮廓，这片土地对阿明来说，充满了陌生。
精力只够思考下一步，阿明觉得应该先找份工作，就网上乱投了一顿简历，等待结果。一家日语培训学校需要老师，阿明顺利入职。
工作的同时，阿明在市第七医院（精神病专科医院）接受长期药物治疗，抗躁郁药物令他的神志更加紊乱，阿明时常无法准确判断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了，只恍惚认为，他们似乎都在想办法把自己推远。
在培训学校熬了一年多，阿明得知远在成都打工的大娘生病了，就没多想一分钟，立即辞了职去探望大娘。大娘其实算不上阿明的熟人，只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他们许多年没有联系过，但阿明无端地认为，大娘一个人孤苦伶仃在成都没人照顾，自己有必要承担责任。
阿明像对待母亲一样，事无巨细地照顾起大娘的起居，并在半年后，两人的矛盾爆发前，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她，去了重庆。
阿明觉得重庆的环境不错，他找了个安闲的小镇旅馆，什么事也不干地休养了三个多月。钱快花完后，阿明准备再去找份工作，于是南下去了昆明。
阿明在招聘网站上找了一份日语翻译工作，去了公司上班，才知道这是一家初创企业，老板安排给阿明的实际工作，是对日本旅行团推销高价土特产，阿明觉得这是在骗人，于是和老板吵了一架，连工资都没结就走了。
再后来，他一路流浪到上海，找不到合适的事情后又回到昆明，觉得这里自然环境好，就闷在一家小旅馆里写小说，在网上发表后没人看，阿明就把文章全部删了，拍拍回了哈尔滨。
此时父亲和继母的婚姻名存实亡，两人长期异地分居，其他孩子们也都有各自的生活。阿明想这样也好，他和父亲可以互相照顾。
工作的连续失败，让阿明坚定地认为自己不适合做与人合作的工作，而且医生也警告他，躁郁症难以彻底医治，他的病情会反复发作。阿明既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，也不想别人厌恶自己，就没再找工作，而是做一些最简单的营生。
阿明先是在家附近的夜市摆烧烤摊，很快在同行的欺侮、食材供应商的寻衅和城管的管制下，收摊子不干了；他又跟人学了个把月做盒饭，出师后到工地给民工提供午餐，也没做几天；再后来，阿明到物流公司去想当快递员，可管事的见阿明年龄大芒果体育，反应又迟钝，说送货要脑子灵活，你干不了，不如在库房干装卸工吧。
干到第六天，在搬一把300公斤重的大锯时，阿明一下没撑住芒果体育，把腰闪了，到医院的诊断结果是不可逆的腰椎间盘突出。物流公司给了他200块钱。
送钱的人离开前，跟阿明说：“经理查到了你的资料，真没想到哇，你还是日本名牌大学的高材生。”
阿明坐在病床上发愣，日本，名牌大学，高材生……啊，他是在说我吗？好遥远的事啊……
2016年，阿明终于找到了稳定的工作，在一家小企业里做保洁，挣得不多，但活不累，虽然阿明并不十分中意这份工作，但公司管食宿，还给交社保，阿明怕以后老了没保障，就一直干下去了。
医生说，阿明后半辈子能把病情控制好就是最大的成功，于是阿明也就不多想了。现在的他，只想和父亲在这个老旧的小城过完余生，二十年前的日本留学生涯，让它逐渐消失在记忆里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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